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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接:互联网初诞物语

发布日期:2021-12-11 02:14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当下,互联网作为重要的科技力量,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,并引起了社会生活方式、社交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改变。

  然而,可以看到,当下对于互联网商业价值的讨论远远大于互联网的社会价值。“互联网思维”、“大数据营销”等一半机会一半忽悠的商业名词因资本的追逐吸引投机者的眼球。

  然而,互联网不仅仅是互联网商业。对于数字乌托邦分子对互联网引起社会变迁所寄予的厚望,以及互联网发展之初不同场域不同力量的角逐,从20世纪80至90年代互联网的发展中可见一斑。

  尽管互联网更多地被视为带来和平的中介,它其实是冷战的产物。1968 年,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了一个计算机网,名为 ARPANET(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)。新生的“阿帕”网获得了国会批准的 520 万美元的筹备金及两亿美元的项目总预算,是当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的 3 倍。

  起初构想时,这个网络是共享高成本计算机时间的一个方法。后来因为有人提出,网络能促进先进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发展,承受苏联的核攻击。这个项目扩大,促进了重大的公共投资,使网络技术得以发展和扩张。

  初期互联网的设计受军事目标的主导:创建一个抵御苏联核攻击的计算机网络。美国国防部认为,如果仅有一个集中的军事指挥中心,万一被苏联摧毁,全国的军事指挥将处于瘫痪状态。这一想法造就了权力分散、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系统,它由一个个分散的指挥点组成,点之间的信息由分组交换技术打包发出,根据网络情况,信息包走不同的线路,到达目的地后又重新打包。部分指挥点的摧毁不影响其它点的工作。

  另一军事目标是:网络系统要能服务业独特而专门的军事任务。这使得多样化兼容的系统应运而生。这一系统将卫星和无线通信引入互联网,因为卫星和无线通信很适合汽车、轮船和飞机的通信。

  可见,互联网诞生之初的底层设计被打上了军事目的的烙印,军方和政府的赞助促使公共互联网的长足发展,也阴差阳错地打造出将来广泛用于PC机的去中心化、高兼容性的系统。而公司此时并未发现互联网的商业价值,直到1995年,公共互联网才完成了私有化。

  在互联网建立初期,计算机科学家与军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。部分原因是双方的目的存在交叠:军方需要一个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结构以确保受苏联核攻击时能生存;大学想要接入互联网,让互联网容纳更多的网络,以提高互联网作为研究工具的价值,同时不受一个军事中心的控制。

  20世纪60年代末于70年代初,学生抗议越战的游行在校园中扩散开,但军方与科学家的协商使得彼此的关系不至于受到游行的影响。后来在安全问题的优先级方面双方发生了重大分歧,但问题仍然通过协商解决:1983年,互联网分为军用互联网和民用互联网。

  军方与科学家的互信使得科学家拥有了相当的自主权,结果,科研价值成为互联网发展的第二个重大因素。科学家利用网络发表论文、召开会议、在线讨论、同行评价,在大学间利用互联网推动思想合作与科学对话,形成了一套开放合作的惯例。

  在这一惯例中,互联网协议合作、开放源代码等行为未受商业利益的侵袭,推动了公共互联网的发展。开放、共享成为互联网初创的重要文化传统。

 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,由于二战后的黄金时代接近尾声,美苏冷战局势下,反文化运动(counterculture movement)开始席卷欧美资本主义世界。越战、切·格瓦拉被杀害、黑人运动领袖马丁·路德·金遇刺、苏联赤化捷克……所有这些,加上失业率增高、贫困阶层扩大的刺激,在战后婴儿潮成为青年的“垮掉的一代”间,反文化运动以反对美国主流传统桎梏为旗帜流行开。嬉皮士、社群主义者、波普艺术、对宏大叙事的质疑、权威的解构,共同搭建出后现代的特征。

  互联网在普及化的过程中,不可避免的与这一潮流相撞,并相互交融,塑造了彼此,并共同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数字乌托邦与赛博文化的风靡。

  20世纪60年代早期,在美国大众眼里,计算机只是冷战中冰冷的机器。然而到90年代互联网时代到来之际,充满理想与反叛精神的反文化主义者希望利用互联网开放、无国界、无性别、无种族、无阶级的特点,推动更加平等、开放、自由的新世界。计算机的政治隐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:它向公众呈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、数字乌托邦般的赛博空间。

 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约翰·佩里·巴罗的《赛博空间独立宣言》(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pf Cyberspace)。1996年2月8日,瑞士达沃斯论坛上,摇滚乐手兼信息技术评论家巴罗看到美国国会通过了《电信法案》以及连带法案《文明通讯法》,后者主要用于限制互联网色情内容。由于对连带法案可能对造成的威胁感到愤怒,巴罗起草了《赛博空间独立宣言》:

  “工业世界的政府们,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,我来自网络世界——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。作为未来的代言人,我代表未来,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。在我们这里,你们并不受欢迎。在我们聚集的地方,你们没有主权。”

  这或许是关于网络空间主权最早的论述。然而,在当时美国赛博文化的语境下,“网络空间主权”实际上是“网络世界公民”对“工业世界的政府们”的独立宣告。在巴罗看来,庞大的官僚体系所构筑的国家机器已经过时:

  “由于数字技术的革命,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,一个人人皆可平等进入的公平世界。在那里,任何基于种族、经济基础、军事力量或身份地位的特权或偏见荡然无存。

  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,一个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均可自由表达他们的信仰的世界,不管其信仰有多奇特,也不用担心被迫保持顺从和沉默。

  你们那一套关于财产权、个人言论、身份、迁徙以及环境的法律概念对我们均不适用。所有的这些概念都是基于物质实体的,而在赛博空间里,不存在物质实体。

  在这里,我们的身份没有实体,因此,我们不会像你们那样,通过肉体的威压来维持秩序。我们相信,我们的治理将会从伦理、开明的利己,以及公共福利中体现。”

  在反文化主义者看来,数字技术不再是官僚异化的象征,相反,它成了推翻官僚架构和异化的工具。他们重新构想如何利用计算机推动愿景中的未来,并发挥把互联网从技术精英的工具改造为虚拟共同体的创造力,将其改造为亚文化的游戏场、民主的代理处。

  市场是形成互联网的第四股力量。1990年,美国军方将公共互联网的骨干业务分流出来,交给国家科学基金会。1991年互联网商业开发的禁令被解除,从此,军事因素退出了互联网发展的舞台,市场因素进入。

  在互联网商业化初期,互联网公司鼓励浏览器和搜索引擎的发展,对用户友好的技术不断开发推广。学术价值、反文化价值、商业价值、公共服务价值相交织,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是正面的。

  新一代的计算机产业领袖崛起,如Google。他们不拘小节,平民做派,与以往信奉福特主义的科层制大公司大不相同。团队协作、扁平化、丰田主义、小作坊式的公司,在互联网与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中诞生。

  尼葛洛庞帝在《数字化生存》中预言道,互联网式民主化数字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公众将从互联网和数字媒体中主动抽取他们想要的东西,而非被动接受媒体巨头自上而下的灌输。定制化服务、长尾市场崛起。“大众媒体铁板一块的帝国正在解体为‘小作坊产业’式的大军”,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产生模糊。在互联网商业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,这些预言的确得到了验证。

  这一时期,互联网的隐喻从“赛博空间”让位于“信息高速公路”。 从名称上看,“信息高速公路”显示了信息流动的快速性、交易的便利性,有非常强烈的商业色彩。与此同时,“高速公路”的象征也暗喻着政府主导的公共设施因而必须对它加以规制、管理、基础建设和商业普及,这一隐喻消去了反叛色彩。

  互联网发展至今,其最初去中心化、平等、开放、共享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

  互联网的长尾理论告诉我们,互联网是一个“无限长的货架”,它有无穷多的网页资源,能够满足用户一切个性化的需求。然而事实上互联网依然存在头部效应与集中化倾向:排名前7%的美国新闻网站吸引了80%的总流量(卓越新闻研究,2010),“大多数在线新闻的消费者在互联网上浏览,但它们不会逛的太多,而是经常访问二至五个网站”,大多数网站因商业价值过低而濒临荒废。

  互联网的民主政治告诉我们,互联网是推动公共讨论,形成公共领域的利器。然而2013年斯诺登“棱镜门事件”却揭露了:互联网依然可以被强权政府用于言论监控,网民随时可能处在隐私被监控的状态。当用户在UGC信息的海洋中漂流时,往往忽视了互联网作为福柯所言“全景敞视监狱”的一面。

  2010年8月硅谷知名科技杂志《连线》提出一个命题:“万维网已死,互联网永生”。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数字世界正朝一个趋势转变:由开放式的万维网转向半封闭式的移动互联平台,网民几乎不需要将浏览器作为网络的入口:想象一下你刷手机的时候,手机浏览器打开的频率有多少?即使打开,不依照习惯或浏览器推送,主动输入万维网的http地址的频率有多少?

  移动互联网入口的半封闭化意味着更优质的用户体验,但其中的每一个功能的设置都经过较万维网时代更多的商业考量:譬如,社交媒体以用户不断下拉的“刷”为设计导向、精准推送以迎合用户阅读兴趣为宗旨。这些的根本目标在于投其所好,让用户的注意力在平台多停留一会。却造成了许多如信息茧房、舆论极化、用户受情感而非理性驱动等负面后果,这些在互联网初诞的时候是不曾有的。

  无论如何,互联网的“纯真年代”已经过去。对于互联网所引起的社会变革,既要加入人性的考量,避免落入“技术万能”的误区;又要放在时代背景中比较,避免不恰当的批判。更为重要的是,互联网是若干股因素相互作用的场域,这一作用在其初诞之际已经浮现。因而回顾互联网初诞之际的理想与忧虑是十分必要的。譬如数字乌托邦中网民平等共享的愿景,以及对于人所受制的因素的担忧: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,或是高压政府的监视。